禮品畫向來因其隱蔽安全、附庸風雅、充滿溫情及價值的難以量化等隱性特征，被小心謹慎地廣泛應用于換取官員公權力的私下交易，俗稱“雅賄”。這種“雅賄”比簡單直白的送錢顯得含蓄和安全，明明是送了錢，但給人的感覺只是送了一張紙，所以“雅賄”往往成為官員錢權交易的最佳選擇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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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市面上流通性能較好的禮品畫，其生產者一般分為三類：一種是藝術界職能部門手握絕對權力的高層官員，他們并非藝術專業出身，但自我感覺良好，舞文弄墨樣樣“精通”；也有一些藝術專業出身的畫家被職務捆綁，粗制濫造一些“熟貨”，這種“禮品畫”往往按照其行使權力的大小被其“書畫經紀人”定價出售，求其辦事者通過經紀人高價買下，告知所需權力訴求，官員在收到交易完成信息后，以手中權力為購買人大開綠燈照拂通行；第二種是以體制內官本位畫家居多，這類畫家因其社會知名度和專業領域話語權，市場認可度一般較高，其作品作為“禮品畫”交易，市場存貨量大、市面流通價明確、變現能力強，且可依據畫家頭銜和職稱來區分價格，用于“雅賄”便捷有效，同時這類畫家的作品也是對外交流的重要禮品畫來源；第三類即是迎合大眾的媚俗類畫家，由于國內民眾審美趣味普遍還處于較低的美學層次，多以為題材吉祥、色彩絢麗、畫面美感、場面宏大、技法寫實之類的作品更優秀，以至于很多畫家投其所好，批量生產《花開富貴》之類的“養眼”作品，目前高、中、低端書畫交易市場均有大量成交。
  禮品畫之所以由此前的“硬通”流行跌落至如今的無人問津，我想絕不單單是因為政府部門的一記反腐重拳就能解釋得清楚的。歸根結底，還是因為在當下，禮品畫從來就不曾具備作為藝術品的存在價值，其消費群體的購買動機大抵只是花錢購買作為“禮品”的商品而非藝術作品的“畫”。所以，重要的是“禮品”，一旦“禮品”送不出去，誰又會無聊地去關心這件“禮品”作為“畫”的價值？,